(程颐《易传》：君子观覆之象，而分辩上下，使各当其分，以定民之心志也。

阮公见钱入，即日弃其官。如果在个人利益与民族利益不能两全的时候，人们只追求个人利益，民族的独立必然不能维持了，亡国灭族将不可避免。

《论语》又载：叶公问孔子于子路，子路不对。列宁说：我们绝对必须承认，反对专制制度，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是工人政党的首要政治任务，但是我们认为要说清楚这项任务，首先应该说明现代俄国专制制度的阶级性质，说明摧毁这个制度不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，也是为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。剥削阶级的思想家往往宣扬人类之爱，而又认为阶级剥削是合理的。既已有是人矣，则不得不珍其生。正如恩格斯所说：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，对人以爱(永远是爱!)，这就是费尔巴哈的道德的基本准则。

(3)荀子要求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崇高的道德理想。追求至善，固然要使人之欲无不遂，人之情无不达，但不止于此，更重要的是使人人的精神要求都有所满足，使人人都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。《经学理窟》为《近思录》引用书目所未列，其中羼杂有程伊川的话，显然不尽是张载的著作。

[137]精通义理，事有准备，则无往不利。他的主要著作是《正蒙》和《易说》。知及之而不以礼性之，非己有也。事有始卒乃成，非同异、有无相感，则不见其成。

社会中所有的残废穷苦的人都是自己家中特别困苦的兄弟，应该予以同情。君子教人，举天理以示之而已。

而参则是包含对待的统一物，也就是内在的对待。[89]心从何来?合虚与气，有性之名，合性与知觉，有心之名。南宋初期有一个反对所谓道学的人叫林栗，他批评《西铭》道：若言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也，其以大君为父母乎?为宗子乎?《书》曰：‘惟天地万物父母，惟人万物之灵。张横渠以为变化不测是天的本性，天的本性叫作天德。

他又指出：利，利于民则可谓利，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。他的感情和他的思想是一致的。[85]所有的现象都有对待，对待的两方面的运动方向必然相反，相反则相仇，仇就是斗争。[7]张横渠没有觉察到儒家祖师孔子、孟子的自然观也是唯心论的。

自然界是没有意识的，而社会生活则须经过有意识的安排。彼异学则皆归之空虚，盖徒知乎明而已。

[2] 参看《宋元学案》卷三十一《吕范诸儒学案》。他写道：老子言‘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，此是也。

[95]辞就是命题，命题必须选择得正确，才能表达变化之理，即客观的规律。但把神与形区分为清与浊，也是不适当的。[84]这肯定了任何一物都有其特殊性，任何一物都涵有阴阳。他又说过：穷理尽性，则性天德，命天理。[101]‘穷神知化，乃养盛自致，非思勉之能强，故崇德而外，君子未或致知也。[126]又说：人之气质美恶与贵贱夭寿之理，皆是所受定分。

外在世界是人的知识所从发生的基础。生成覆帱，天之道也（亦可谓理）。

小大、高下相并而相形焉，是谓天秩。其散无数，故神之应也无数。

有反斯有仇，仇必和而解。他就用变化二字分别表示这两种形式。

[82]阴阳两极相互作用，是世界的基本规律。他曾反驳鬼神迷信道：范巽之尝言神奸物怪，某以言难之，谓‘天地之雷霆草木至怪也，以其有定形故不怪。他写道：知虚空即气，则有无隐显，神化性命，通一无二。斗争的结果必归于和解。

（3）主张分权的封建制。在这里特别把兼爱提出来并作为人生之准则。

天地生万物，所受虽不同，皆无须臾之不感，所谓性即天道也。所谓诚明者，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也。

大约张横渠的著作在明代中期已多散佚，今已不易详考。张横渠说：‘性与天道云者，易而已矣。

始则因命为田官，自后则是择贤。事物变化中的应是不可预测的，所以叫作神。[37]性是万物之总性，两是对待之合一。北宋时代封建社会的特点是：中央集权加强，魏晋以来的门阀世族大地主已经消灭，非门阀的大地主继起，中小地主阶级借科举制度而参加政权。

他解释天理说：所谓天理也者，能悦诸心，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。我们不能一律把他们看成开倒车的人。

无不是物质世界的一个构成因素，物质世界更不是以无为基础的。性者万物之一源，非有我之得私也。

从受动方面说，谓之应。在这里，张横渠指出民和国的区别而特别强调了民。